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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聚力,粤港澳大湾区破浪前行

内地新闻 时间:2019-05-20 浏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史,是一部湾区经济发展史。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60%的大城市坐落在湾区、75%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湾区。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以占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史,是一部湾区经济发展史。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60%的大城市坐落在湾区、75%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湾区。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以占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2.4%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经济区域。但从发展阶段看,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基本上处于创新引领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仍不均衡,一些城市仍处于要素与投资拉动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不只是数量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优势资源的整合和协同创新。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永动机’,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最为内在的精神滋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罗繁明表示,从大文化格局看,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其中,资源和硬实力是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共通的价值观和理念是融合发展的精神核心。“以文聚力实现合作共赢、机制共识、情感共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

  1978年,邻近港澳的宝安等地出现“逃港潮”,青年走光,田地丢荒。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渔民村,与香港一水之隔,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村民邓锦辉回忆,过去一家人靠打鱼养鱼为生,生活本可以自足,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让一家人开始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后来到香港在庙街卖服装。1985年,刘起棠又回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改革开放后,广东容易挣钱了,就回来了。”

  曾经逃港潮最严重的宝安县,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开山第一炮”如同春雷炸响神州,而后,率先打破“大锅饭”“三天一层楼”、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每一项惊天动地的改革措施,都在推动着广东由江河融入大海。

  20世纪80年代,以港资为重要动力的“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拉开序幕。“远看是洋货,近看是广货”,广东制造让国人以低廉的价格穿上了新潮时髦的西服、牛仔服和健美裤。“粤家电”沿着京广线走进全国各个家庭,“明珠牌”“冠雄牌”塑料电风扇与如今的美的、格力一样,伴随一代人度过了炎炎夏日。

  20世纪90年代,粤港两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双赢合作模式:港商北上带来资金、技术和国外市场,珠三角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双方优势的结合推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深圳、惠州和东莞等市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尤为突出,新世纪到来之前,广东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

  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482.7倍,成为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按人民币比较,高出香港221亿元左右,一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如今的广东早已褪去了40年前的模样,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道路纵横有序,到处散发着现代活力。

  “百倍巨变”意味着广东对港澳向心力的增强,其背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为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1978年,香港GDP占全国的12.25%;1997年最高的时候一度占到接近四分之一;但到了2018年,只占全国GDP的2.67%。”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表示,这些数据说明香港亟须扩充发展领域和空间,使创新资源与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转化。“从强调对等开放到强调向港澳单边开放,广东需要有这个担当。”王福强说。

  日前,广东印发了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5年,大湾区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表示,广东要集中全省的资源,包括人力、人才、资金、项目等优势,抓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国际最高最好最优,携手港澳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机制共识,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国际上没有先例。要如何闯、如何试,开辟出一条新路?

  “‘一国两制’让大湾区既有‘一国’之利,又有‘两制’之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表示,这样的制度格局让国家既可以发挥顶层协调作用,大湾区内部多元主体也能找到不同制度之间优化创新的路径。但从短期来看,目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还不能完全顺畅流动,大湾区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在广深港三地从事科技企业孵化的松禾资本合伙人张云鹏说:“在资质互认、协议落实、金融合作等与营商密切相关的微观活动上,现有部分体制机制已经形成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和‘玻璃门’,直接阻碍了企业经营发展,也不利于粤港澳成为‘团体冠军’。”

  破除机制壁垒,大湾区先行先试。今年1月10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发布了“2018年片区标志性制度创新成果”,包括“打造外商投资‘一口受理’升级版”等15项成果入选,被认为具有明显的首创性、代表性、引领性、市场获得感和可复制可推广价值。

  “‘制度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表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自成立以来,始终瞄准各领域改革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构建了“制度创新+”的前海模式。

  “两制”之下,粤港澳靠什么深度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的规划布局,法治的建设至关重要。但现在大湾区发展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湾区里法律体系碎片化,尤其是香港和内地,过往一直通过行政框架协议的形式推进合作。”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宋明看来,以法治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湾区城市群深度融合的现实选择。

  为了突破港澳和内地目前适用不同法律体系的障碍,南沙设立了广州海事法院自贸区巡回法庭,组建了国际航运、金融、知识产权等专业仲裁机构,在南沙国际仲裁中心同步运行粤港澳三大庭审模式,尝试聘请港澳籍的专家陪审员参加审判。

  在法律环境接轨方面,前海发布《适用香港法裁判的制度探索与实践》,成立前海香港商会商事调解中心,并率先试点开展内地律师事务所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试点工作。